很多人都说新加坡跟香港一样，是个“文化沙漠”。其实今天的新加坡比香港都还差了几条街，简直是文化的火星，只有一些些残存的印迹了。
曾几何时，新加坡也曾像香港40年代和60年代那样，文化繁盛一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几次战争与动乱为新加坡带来的中国文化移民潮：抗战爆发以后直到42年初新加坡沦陷，大批中国作家、艺术家来到新加坡，形成一个文化的小高峰；60年代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个文艺的黄金时代，新加坡也赶上了这股潮流，再加上与香港的紧密联系，很多人文工作者实际上是穿梭于这“双城”之间的，比如号称世界上最多产的中文作家的倪匡（当然最近几个星期他的儿子比他有名得多）和他的妹妹亦舒。但当新加坡像香港一样，经济开始腾飞，文化却逐渐走向沉寂，或许人们都开始从精神转向物质了？
现在的新加坡，本身市场已经很小，又要服从政府的种族和谐政策，从而不能够偏向任何一个民族或是语言的文化，导致一块本来就不大的饼，还要掰了又掰，最后掰成了一篮子饼渣渣。如果你用心寻觅，你可以找到小剧场艺术，各种“先锋”与“实验”的流派（当然他们不能违反新加坡那冗长的关于种族、宗教、社会公德等等的法律条文），古典的，传统的，小资的，波希米亚的，等等等等，但每种都是那么一点点，三两个人，一年一两次的活动，说是“精神食粮”实在是太抬举了，“精神调味品”还差相仿佛。
有人说一个都市的文化脉搏可以从它最大的书店里有些什么畅销书看出来，那么在新加坡最大的几间书店，不管是本土的Popular，西化的Times还是来自日本的纪伊国屋，最畅销的几类书永远是最近的好莱坞电影的配套剧本小说（通常都是小开本，方便那些没时间看电影的上班族在公车或地铁里看）、烹饪书（“吃”永远是新加坡人最热衷的运动）和旅游书。当然，在某个角落的书架上，你还是可以找到某位不知名的印度哲学家的著作，清仓的时候也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几乎全套的“企鹅”版世界名著（我曾经以2新元一本的价格收齐了它的Jane Austin系列，简直感动到要流泪...），如果你用心寻觅...
新加坡的教育业近十几年成为中国家长们追捧的热点之一，这与政府明里暗里鼓励和扶持私立学校教育大有关系。下面先介绍一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也就是本地孩子一般的教育体系。
因为师资不足，新加坡的公立教育体系一向遵循“精英教育”的模式，也就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建立多级分流体系，通过一次次的选拔，决定哪些学生可以进入最高学府甚至研究生教育，而哪些学生则将接受职业训练以取得赖以谋生的技能。
从6、7岁进入小学开始，学生就要背着厚重的书包去上学，但因为大部分的公立小学仍然采用“二部制”（同样是因为师资不足），小学生通常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其它时间则被拉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小学的入学遵循“就近”、“就亲”的原则：住家在学校方圆一公里以内的，一般都可以获得入学资格；有兄姐正在该所小学就读的，通常也可以（这样方便家长接送孩子）；父母、兄姐是该所小学毕业的，在争取入学资格时排名也可以靠前（again，某人的“龙生龙、凤生凤”的思想体系）。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入读名校，不惜在它附近买房；有的则是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工活动甚至直接捐款，总之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什么“招”都没有的家长，就只能参加各个小学的抽签入学，或者把孩子送到有学额空缺的小学（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校）。
过去学生要在小学四年级接受第一次分流，划分为PM1、PM2和PM3三个等级，基本上PM3的学生被视为学习能力有问题、将来只能从事一些低收入或体力型的工作。但由于划分等级的方式采用单一的考试制度，对于只有10岁左右的大部分校学生来说过于残酷，而且准确性也很成问题，一直以来都引起不少批评。几年前在新加坡引起热议的电影《小孩不笨》（后来还翻拍了电视剧版本）就是针对这些PM3学生进行讨论，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现在新加坡已经取消了小四分流，小学生只需要面对小六升学会考（PSLE）的压力了（当然并不轻松）。而对于那些确实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则在甄别后让他们进入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学习。
公立教育系统的小六会考乃是全国统考，每年放榜之后，各大媒体都会争相采访各科的“状元”，还有商家请这些“小状元”们去做广告，效应不亚于中国的高考。这是因为从中学开始已经完全属于“分数挂帅”，只有考得高分的学生才能进入名校就读，从而提高将来进入大学的机会。
四年中学教育之后，将再进入一次分流，即’O’ Level全国统一考试（GCE ‘O’ Level）。根据成绩，学生可以考入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简称JC，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高中，学制两年）或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简称Poly，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学制为三到四年，取得的文凭叫diploma）。成绩太差的就只能进入工艺学院（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简称ITE，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职高、中专，绰号“It’s The End”），有些学生甚至在小六会考后不久就经由特别的“遴选”直接进入ITE。（另外还有一项’N’ Level全国统一考试，跟’O’ Level差不多，只是加考一项母语。）有一些同时拥有JC的中学名校获准开展“直通车”课程，即让成绩好的学生无需参加’O’ Level，可以直升本校的JC。
最后当完成JC的教育之后，学生就可以参加’A’ Level全国统一考试，凭成绩申请国内的三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简称NUS或“国大”，唯一拥有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全科大学）、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y University，简称NTU或“南大”，顾名思义偏理工类）和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简称SMU或“新大”，是最新的一所，从原本为大专性质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升级而来）。理论上只有JC的毕业生和极少数在Poly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有资格申请国内的大学，所以一些家长就让孩子参加美制的SAT或是英制的剑桥水平测试，以申请去国外的大学就读。前几年还有一个潮流是让孩子先上两年Poly，然后去澳洲读大学，这样可以“节省”一年的时间，因为国内的大学完整文凭要4年时间，去澳洲只需要3年。
在大学里的第三年，学生将面临再一次的分流。如果选择3年毕业，可以获得一个“学位”（degree）；如果成绩好就可以进入第四年，获得一个“荣誉学位”（degree with honor）。以前荣誉学位被视为一种“option”，现在因为它在求职时的优势太大（有没有这个“荣誉”，起薪甚至可以相差两、三百块），大部分学生都努力争取，以至于没有荣誉学位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少。
以前本地学生是不愿意读研究生的，因为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很好，大家都宁愿早一点进入职场。所以NUS和NTU都有大量的研究生奖学金提供给来自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学生，政府也一直提供额外津贴给愿意读研究生的本地学生，最近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有一些本地学生也开始转向研究生教育，以积累更多资本再进入职场。另外一种趋势是很多大学生在开始工作以后，再回学校去读在职研究生，虽然要多花一倍的时间，而且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非常辛苦，但为了自我提升，这么做的人不在少数。
最后是关于新加坡公立教育体系的几个基本概念：
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种族，公立学校的授课和考试（除了母语科目之外）都以英文进行。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母语，但对于华文，由于部分学生学习有困难，政府特别划分了“华文A”和“华文B”两个等级，选修“华文B”的学生将来不能进入大学的华文相关科系就读。
按照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思想，ITE培养的是craftsman，Poly培养的是technician，大学培养的是professional，研究生以上的则是specialist。
新加坡没有“义务教育”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愿意，可以选择让小孩到非公立学校（如宗教学校）接受教育甚至完全不接受任何正式教育。
公立学校的学费很便宜，但制服费、补习费、书本费等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有很多慈善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立各种津贴给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的各级学生。
（下一节讲讲新加坡的私立教育以及外国留学生的情况。）
私营教育业是最近十几年新加坡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政府的算盘打得很精：新加坡的英语环境可以吸引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这些本国英语口语教育“麻麻”的国家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亲华人的氛围又可以笼络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国家富有的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出本国的排华环境，再加上稳定的政经环境、良好的社会治安、低污染的空气、便利的国际航班，简直就是为亚洲各国有钱的家长度身打造的托儿所。而办语言学校又不需要什么成本（某个被电视曝光的“国际语言学校”，总共只有一间办公室加一间勉强能容纳6、7名师生的小教室，连块黑板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污染，资金回笼快（学生们当然都已经交了一大笔学费和押金才能换取一张新加坡的学生准证），当然受到税务局的欢迎。另外还可以带动房地产（学生和陪读的家长总要找房子住吧？）、交通业（学生、家长出出进进的，起码给樟宜机场贡献了不少，还有市内的交通）、餐饮服务零售业（私校集中的地区，当然也是年轻人消费集中的地段）、金融业（学生和家长带来的大量外汇，总要兑换、存储甚至是投资）、旅游业（既然有孩子在这里，那么全家一年来个一两次探望，顺便观光一下，很自然吧？）等等，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既然教育产业有这么多好处，也就无怪乎新加坡政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它大力扶持。从一开始以引进人才为主的吸引外国学生来新加坡读大学和研究生，慢慢扩展到Poly、JTC、ITE甚至中小学。原本只是作为这些正式教育机构的辅助的语言学校、补习学校等也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吸金机器，打着“新加坡”这块金字招牌招徕各国家长掏腰包。因为语言学校之类的机构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很早就被开放给私人独立经营；这些学校的教师也不需要通过新加坡的教师资格认证，又可以自由聘请外国人，所以私立学校最风光的那几年，几乎随便什么人，只要有一笔启动资金、拥有或租借一个场地做教室，就可以向政府申请注册一间，很多甚至都没有通过教育部备案。显而易见，时间一长，必然导致私立教育机构的品质良莠不齐，挂羊头卖狗肉、卷款私逃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新加坡政府的管制方法却不是通过教育部，而是纯粹把这些私立教育机构当作私营企业来管制，以“商业信誉”之类的认证方式来进行，大概也是有自知之明：如果要求所有的私立教育机构都接受教育部的类似于公立教育机构的资格认证，那新加坡大概就没剩下几间私校了。
大力引进外国留学生也同时制造了一个社会现象 – 陪读妈妈。有几年时间里，这个词在新加坡是带有贬义的：因为陪读妈妈拿的是社交探访准证，不能够从事正式的工作，有一些就在咖啡店、酒廊之类的地方当临时侍应赚取生活费，少数人甚至是在夜总会、按摩院从事一些皮肉生意，常常会在警方扫荡色情场所的新闻里看到又有多少多少陪读妈妈被捕。而由于需要工作来补贴家用的陪读妈妈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无形之下又使得本地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女性多戴上了一层有色眼镜。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一些社会福利机构以及陪读妈妈自身的群体都想了不少办法，包括向政府申请安排一些适合陪读妈妈的工作、组织陪读妈妈们一起进行一些小生意等等。最近一两年已经比较少听到关于陪读妈妈的负面新闻，大概一方面是各种措施收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来陪读的妈妈普遍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了、不需要再另谋生财之道了吧。
对于那些热衷于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来受教育的中国家长，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在新加坡，教育业就是一门生意；你买个电视机还要货比三家、考虑半天，对于自己孩子的前途，是不是也应该先深入研究、比较一下呢？
（教育写完了，下一节是另一个“教”。）
由于人民来自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种族，新加坡各种各样的风俗礼仪也特别多。为了迎合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本地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服务业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与忌讳。
马来人（主要是回教徒）忌讳“猪”，兴都教徒忌讳“牛”，不但餐饮业要格外小心，连带所有的广告、招贴、宣传图文等等都要避免使用这两种动物的形象，以免招来宗教团体的抗议。不过华人的“猪年”和“牛年”就是避无可避了，只好由政府和社会团体来进行宣导，“教育”他们这只是华人的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罢了。最近几年大概是因为反恐的关系，大家格外害怕引起种族、宗教议题，凡事都小心翼翼，有时甚至小心得有些可笑：我所在的公司去年办年度活动，头头训示说发给同事们调查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餐饮（一般/清真/素食）的问卷上不可以用“Normal”、“Special”这样的字样，否则会有人抗议说我们歧视那些吃清真餐和素食的人是“Abnormal”，最后决定采用的字样是“Chinese / Halal / Vegetarian”，谁也不得罪；同样是这次活动，有一个游戏是让参与者用扭动臀部的方法在空中划出一些英语单词，老板特别交待把原定的单词中所有的国家名、地名、人物/动物/神物的名字等等统统去掉，否则又会引来“侮辱”之类的麻烦…
另外马来人忌讳用左手拿东西（这好像是从阿拉伯回教徒那里继承来的习惯），所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服务业从业员为顾客找换零钱的时候，一定是以右手递送，左手搭在右小臂上；如果是拿比较重的东西，则是用左手托在右腕下支撑。不过这个规矩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得不是很重，尤其是华人又非回教徒的，大多不当一回事。
因为人口占大多数的是华人，大部分的礼节其实还是跟华人的习俗有关，尤其是福建、广东、潮汕、海南、客家等几大族群。试举几例：
政府在礼仪方面一贯号召的是儒家思想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加上和谐共处、守望相助等社会道德。印象中唯一比较“强制”的是国庆节期间，号召家家户户都挂国旗，不过挂完了之后国旗不能洗，只能放在特定的黑色塑胶袋中丢弃，否则就会触犯“侮辱国家标志”的法律（理论上国旗平时是不能随便张挂的，也不像中国，随便哪个商家都敢立个国旗杆子）。另外因为新加坡的“国色”是红色，所以在一年一度的国庆庆典上，参与者都必须穿红色上衣（没有不要紧，只要你抽签抽到了庆典的门票，就能获得一个礼包，里面就包括了一件“大会指定”的红T-shirt）。唯一的例外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因为PAP的“党色”是白色（象征公正、廉洁），所以包括总理在内的党员都穿一身白衣白裤白鞋出席。
*：“炖冬菇”和“炒鱿鱼”在广东话里都为“解雇”之意。
**：广东话“柑”谐音“金”，“橘”谐音“吉”。
（新加坡礼节方面的小细节其实还有很多，不过有些除非长住，否则不会有什么影响。下一节应该是“礼”的最后一段，讲讲新加坡的外交关系。）
礼部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外交。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远交近攻”的中国古老外交智慧的绝佳表现。
新加坡与原本的宗主国--英国的关系，可以用“渐行渐远”来形容。刚刚建国时候的政府高级官员几乎全都是受英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而李光耀有所谓的“英殖民地教育情结”是他自己都承认的（即，不论人种、国籍、性别甚至性格，只要是受传统的英殖民地中小学教育、在英国受高等教育，就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最好的永远是牛津、剑桥的法学院和经济学院毕业）。所以家长们也就热衷于送孩子去英国上大学，在本地也是以英制的教会学校为传统名校。但是随着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渐渐丧失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新加坡也很现实地转向了新的世界霸主—美国。
当英军撤离新加坡，这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小国急需寻找一个军事上的靠山，以防止自己被近在咫尺的强邻（主要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并。这与一直希望在太平洋巩固和扩大势力的美国当然是一拍即合，马上就“租借”了港口来部署它的航母编队。“911”之后不久，在新加坡还曾经破获了企图用炸弹袭击义顺地铁站的企图，据说其目标就是经过这个地铁站去附近的海军基地上班的美军官兵。
从独立之初起，新加坡政府就保持反共的立场，对原本一直活跃于新马一带的马共进行了大力取缔，一些马共的高层领导人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长期拘禁，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确定他们已经无法再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时才陆续获得释放。可想而知，早期新加坡与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都不会太好。直到进入21世纪，人们对“共产主义”这个词已经不再敏感，新加坡才开始与一些前苏联国家频繁接触，而最主要的目的不外乎经济与人才。我在国大读研的几年，国大向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留学生发放了大量奖学金以及展开交换学生计划，而这些都是得到了政府的资助的。
对于中国，早期的新加坡和如今年长固执的一辈新加坡人都视之为“乡下的穷亲戚”。加上新加坡与香港长期的“并肩繁荣”历史，以及李光耀与蒋经国极深的私交，使得四九年之后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一直处于“相互漠视”的关系。直到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回国之后开始搞改革开放（因此新加坡一向标榜自己是中国改革的“启蒙老师”，尤其是2008年中国大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新中关系才算是“破冰”。几年之后李光耀回访中国，被中国面貌变化之大、之快吓了一跳，马上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引进中国人才。大概是性格方面的某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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