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发出声音，最主要是为了沟通；而沟通就必须要有语言。新加坡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混居的国家，想要共建一座“巴别塔”，就必须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不难想象，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现在仍是松散的共和联邦Commonwealth的成员），它选择了英文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但你可千万别说英语是新加坡的“国语”，因为宪法规定的国语是马来语（Melayu），国家格言和同名国歌“Majulah Singapura”都是用马来语写成，军队里的步操口令也是用马来语。但除此之外，非马来血统的人会说马来语的大概仅限于政客（华裔部长都要求会讲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中的一中，大部分人都选择比较简单的马来语）和来自马来西亚并且从小接受马来语教育的移民（马来西亚公立小学以马来语授课，私立华校以中文授课）了。
在新加坡，除了马来语是“国语”外，英语是“政府工作语言”，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文、合同等具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都是以英文版本为准。（说到这里忍不住又要鄙视一下某些无良的留学中介和私校，把Nanyang Polytechnic翻译成“南洋理工”以图与NTU混淆，把英文的Language School偷梁换柱成“工商管理学院”来招揽外国学生，但新加坡的法律对于这种在翻译上动手脚的行为约束力很低。）华语和泰米尔语称为“官方认可语言”，也就是可以用于媒体、商店招牌这些，政府机构也会配备这两种语言的翻译。这整个语言体系的选择，在新加坡独立之初是经过一番苦心的：据李光耀的自传说，当时的政府领导者们担心华人与马来人发生种族冲突（实际上后来的确发生了，小规模的，但还是死了不少人的），于是希望通过确立英语的领导地位来“中庸”一下，但同时把马来语确立为国语来安抚马来人，当然谁都认为不会有华人让自己的小孩去学这种“国语”的。于是整整一代新加坡人（有的可以认为是两代）就在这种思想下受教育：英文是主打，上学、工作全靠它；华人家庭一般讲方言，而政府推行的“讲华语运动”则是普及类似于普通话的“标准华语”，使得年轻一代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新加坡华语”；马来、印族则是在家讲马来语、泰米尔语，出门讲英语。
但是这种教育体系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尴尬：新加坡政府为了保持各种族的特色，规定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英语之外的一门官方语言作为“母语”，但却没有规定应该学习哪一门，很自然地认为人们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本民族的主要语言；但在新加坡努力向西方世界靠拢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华语无用”，而中文又是公认的难学，结果很多华族父母为了让孩子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英语、理科这些“有用”的科目上，而为孩子选择文法简单、词汇量小的马来语作为“母语”，造就了一大批不识中文、却可以讲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话的新加坡华人。今天新加坡从政府到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已经意识到不懂中文势必在竞争中被淘汰的道理，连马来族、印族的家长都主动要求小孩学习中文作为“母语”，可谓“风水轮流转”了。但因为家长们中文程度不高，现在新一代的本地小孩（除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之外）普遍还是处在望华文生畏的阶段。教育部几次改革，还把华语教育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的来学习（当然等级比较差的将来不能进入大学某些特定的专业，就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希望能够通过努力逐步提高新加坡人的华文能力。
新加坡在语言教育上除了对华语从漠视到重视的历程外，还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政府倡导的全民运动，即上面提到的“讲华语运动”和最近几年的“讲正确英语运动”。
新加坡式的英语，即Singlish，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我对这种方言式英语的总结是清辅音浊化、重音后置以及文法破碎化。其实这几条也是整个东南亚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英语的显著特征：东南亚地区原本的各种语言都没有类似于英语中的清辅音的发音，也没有卷舌音，所以学英文的时候很容易把“t”念成“d”，“three”念成“tree”（这个非常典型，我跟本地人说话，说“three”没人听得懂，一定得说“tree”，很让我不爽）；马来语的单词重音几乎全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所以学英文的时候也照此办理（估计最开始教当地人英文的传教士们还没使用国际音标这种东西，最奇怪的是新加坡好像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却不在学校教授音标的国家）；以前教英文都是速成式的教法，洋泾浜也不在乎，所以文法、语序都不在乎，反正大家互相能明白就行了。最后还要在英语中掺杂马来语、闽南语甚至其他中国南部沿海方言的一些单词，就形成了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语言”。下面是一段经常能在公司同事间听到的对话：
A: Lader where do makan ah?
B: Basar loh!
A: Sa-de-de jus wen leh…
B: Den ko-pi-tiam loh!
这段话大概除了新加坡人（加上部分马来西亚人）之外，没有人能懂，翻译过来是：
A: Later where (shall we go) to eat (lunch, dinner, etc.)? （makan是马来语“食物”之意，也可以作为动词“吃”解，名词作动词用是马来语的一大特色）
B: (How about) Basar?
A: I just went there on Saturday… （注意Saturday这个词的发音…）
B: Then we go to the coffee shop. （ko-pi-tiam是闽南话“咖啡店”的音译，新加坡甚至有一个专做高档大排档的饮食集团就叫这个名字，分店遍布全岛。一般说去kopitiam吃饭，指的通常是附近的没有冷气的大排档。）
至于新加坡式的华语，除了也掺杂了方言甚至其他语言的词汇之外，华语和英语掺杂、大量使用英文缩写词以及避免使用过于深奥的华语词汇也是特色。比如，在新加坡，即使两个人用华语交谈，也经常可以听到deadline，bonus，project，customer，coupon这一类的词不断蹦出来，因为它们经常在使用英语的工作环境中出现，所以即便是日常对话，人们也懒得或是根本不懂得把它们翻译成华语（这几个词的新加坡式的标准译法分别是“最后限期”、“花红”、“项目”、“客户”、“固本”，最后一个“固本”通常是指折扣券、停车券之类的，用音译）。有些新加坡式的华语因为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初听之下会很怪：“这个来临的周末”是从英文的“this coming weekend”直译，其实就是“这个周末”，感觉很“废话”；“吃还是包？”是问你“（在这儿）吃还是（打）包（带走）？”，又简化得过分了（曾经有个中国同学，第一次听到大排档的小贩问他“是吃的吗？”，勃然大怒：不吃我买来干嘛！）。
（Singlish和新加坡人讲华语的笑话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讲。下一节讲“声”的另一个方面--大众喉舌。）
新闻媒体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传达各种不同的声音：政府的“纶音”，老百姓的心声，等等。
新加坡的主要媒体分为两大集团：新传媒（MediaCorp）和报业控股（SPH）。前者比较亲政府，主要控制电视（包括英文台“第5波道”和ChannelNewsAsia，中文台“第8波道”和“U频道”，一个马来文台，一个泰米尔文台，以及其他科普频道）和电台（很多，不一一列举了），也有少数几种杂志和报纸，包括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免费英文日报“Today”；后者是从历史悠久的“海峡时报”（Strait Times）发展而来，保持比较独立而倾向于普罗大众的立场，主要控制平面媒体，包括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Strait Times”、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日报《联合早报》、发行量最大的免费中文日报《我报》（“My Paper”），以及十几种涵盖时尚、男性、儿童、家居、电影等方面的月刊杂志，同时还拥有两个电台（英文的“Power 883”和中文的“1003”）。新加坡政府曾经试图在电视界引入竞争机制，而支持SPH成立了中文电视U频道和英文的I频道，但最后由于新加坡市场太小，不得不与新传媒合并，结果U频道被新传媒收归旗下，I频道则走入历史。
两大媒体集团还分别拥有各种语言文字的周刊杂志，影响力最大的是新传媒旗下的英文周刊“8 Days”和中文周刊《i周刊》（与曾经的I频道没有关系），以及报业控股的《优周刊》，但近来都已经流于八卦周刊的性质，本章不做讨论，将在下一章“色”中介绍。
在新加坡，由于政府的媒体管制，个人不能私自安装卫星接收设备接收其他国家的电视和广播信号（但一些高楼住户常常能从住宅楼的接受免费电视信号的天线中收到邻近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一些节目），所有的境外节目都由星和（Starhub）旗下的星和视界（Starhub Cable TV）和最近新增的新传媒旗下的mioTV提供有线电视讯号。主要提供的境外媒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英国等，像BBC、CNN、TVBS、NHK、ESPN、卫视、凤凰这些都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主要是央视四套。
在新闻报道方面，新传媒由于电视和电台的优势，比较侧重于突发新闻、尤其是国际重大新闻的报道。它在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美中心城市、国际冲突频发地点几乎都有分支机构和特聘新闻主持，随时准备连线直播。而报业控股的特点则是比较深入的专题报道，以及让读者在报纸的“论坛”板块以来信投稿的方式互相讨论、辩驳，有时连政府机关甚至部长级的人马都会参加到这样的大讨论中（因为很多时候讨论的主题是国家政策方面的内容）。近几年最能够体现报业控股的立场的一次事件当属NKF事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
NKF（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原本是一个慈善机构，筹款建立一些廉价的洗肾中心，资助肾脏病的研究、预防宣传等（新加坡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导致的肾脏衰竭病例也就很多了）。在其主席杜莱（马来裔新加坡人）的主导下，NKF一向走比较高调的路线，每年与新传媒合作举办筹款电视义演，又动员很多商家送出固本、抽奖给打电话捐款的民众，把筹款活动办得好象嘉年华会一样。NKF在全国有多个洗肾中心，还资助奖学金、研究基金以及一个专门的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在NUH），高峰期光是每个月通过银行转账向它做定期捐款的一般民众就有十数万（别忘了新加坡全国居民也才400多万）。像这样的“明星”机构，偏偏被报业控股的几名记者挖出了其主席杜莱挪用公款、不当花费（为了给他装修一个办公室就花了几十万新元，水龙头都特别从国外订制）、薪酬不合理（作为一个慈善机构的主席，他的年薪比很多上市公司的CEO还高）、收受贿赂（在一些相关工程中，几个高层收取建筑公司的贿赂然后把工程批包给他们）等好几条大罪。一开始杜莱指责登在Strait Times上的报道是无中生有，还把报业控股和几个记者告上法庭。结果法庭审讯越深入，被辩方律师和媒体挖出来的“料”就越多，最后杜莱主动撤诉，然后自己被检察机构告了。接下来的诉讼过程，报业控股旗下所有媒体都予以重点追踪报道（当然其中有报复的成分），连新传媒也无法放过这么“热”的题材，一时之间成为全城焦点。最终以杜莱和几个高管坐牢结案，而NKF连带倒了大霉，几天之内就有数万名定期捐款者解除捐款协议，连内阁资政吴作栋的夫人（同时也是NKF的名誉赞助人）也因为对媒体对杜莱铺天盖地的批评发了几句牢骚而被报纸讽为“花生米夫人”（她的原话是说，杜莱装修办公室的几十万相对于整个NKF来说只是“一粒花生米”），逼得吴作栋亲自出来道歉，并让她立刻辞去与NKF有关的一切职务。
这起事件对整个新加坡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唤起人们对慈善机构监管的注意（后来又陆续有几个大的慈善机构被揭发有类似的问题）并为此立法。但整起事件中媒体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最后问罪只到杜莱为止，但在一向被批评为法西斯新闻管制的新加坡，公开媒体能够大胆揭发与政商各界打得火热的NKF管理层的劣迹，本身已经是一大突破，也洗雪了新加坡媒体常年被讥为“猫打架也算新闻”的耻辱。
（“声”之后是“色”，介绍娱乐业，当然还有顾名思义的色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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